元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秋，昆明城北门外，哭声震野。
一支送葬队伍绵延数里，看不到尽头。队伍里，各族官员、首领、民众望北而拜，以最隆重的仪式，用各自的方式，送别同一个人。
这位让云南各族百姓如此爱戴的人究竟是谁？
此人就是习近平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，专门提到的祖籍布哈拉的政治家赛典赤·赡思丁。习近平称其“兴修水利，开办学校，发展经济，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”。
▲电视剧《赛典赤在云南》中的赛典赤·赡思丁。（图片来源：影视剧照）
（一）政治革新：以制度之力重塑边疆
赛典赤·赡思丁出生于中亚不花剌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）。成吉思汗西征时，赛典赤·赡思丁率部归附，早年担任成吉思汗帐前侍卫。他朝气蓬勃、敢作敢为，青年时就颇有政声。
窝阔台时期，他做过多地的达鲁花赤（蒙语意为“总辖官”，掌印办事、把握实权）。他历仕五帝，以“谨厚”著称。
赛典赤最为卓著的政绩，是其晚年的治滇实践。
▲新纂云南通志，其中记载了赛典赤·赡思丁对云南的治理功绩。（图片来源：资料）
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，63岁的赛典赤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（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一）。入滇之初，这位老人面对的是一个军政混乱、割据隐患未除的云南。
自南诏、大理国以来，这里五百余年处于地方割据状态，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若即若离。元初虽统一云南，但宗王镇守、万户管军，民政与军政互不统属，各族首领各行其是。
赛典赤上任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奏请忽必烈批准，将宣慰司（元明两代设立的地方军政管理机构）和元帅府（辽、金、元时期的军事指挥机构）置于云南行省统辖之下，明确行省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，从制度上终结了“军管民政”的积弊。
▲《忽必烈画像》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（图片来源：资料）
赛典赤将原来的万户府、千户所、百户所等军事建制，全面改置为路、府、州、县，共设立“路三十七、府二、属州五十四、属县四十七”，形成了与内地统一的行政体系。
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云南省近半数县名，仍是沿用自那时，或是根据赛典赤所设的路、府、州而改称的，如石屏、腾冲、保山等等。
随后，赛典赤主持扩建中庆城（今昆明市），把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昆明，使昆明逐渐崛起为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这一迁治之举，重构了云南的政治地理格局。
对大理国旧势力，赛典赤任用了段实等民族首领，同时缩小他们的辖地；在中庆路（今昆明）等腹心地区，则多任命流官；而在偏远地区，则广泛起用土官并准许世袭，将各民族首领纳入国家官吏体系。
▲丽江木府“忠义”牌坊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这种“流土并治”的方式，既尊重了传统，又将地方势力纳入中央管理之中。
曾有几名土官因权力调整，进京诬告赛典赤，被忽必烈斥责并交回给赛典赤处置。赛典赤不仅未加责罚，反而授予官职，让他们忠于职守、自赎罪过。赛典赤以德报怨，让这几人大受震动，一边叩拜，一边喊着誓死相报。
（二）经世济民：以民生为本凝聚人心
面对战乱频仍、水利失修、赋役繁重等诸多问题，赛典赤认为唯有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才能让各族民众真正认同大一统政权。
治理滇池，是他留给云南最丰厚的遗产。
▲滇池一景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当时滇池因出水口淤塞，雨季洪水泛滥淹进昆明，大片农田被淹没，而滇池以东地区却常遭干旱。
赛典赤亲自实地勘察，制定“泄蓄结合”的治理方案：命三子忽辛与张立道率三千人疏浚海口河（滇池唯一的天然出水口）与螳螂川（滇池下游河流，承接海口河来水），修建三座二十一孔节制闸，从而调节水位、控制流量；又在盘龙江（滇池的主要入湖河流之一）上游修建松华坝，疏浚盘龙江、金汁河、银汁河等六条河流。
这一工程“获良田万余顷”，使昆明城郊形成“水网密布、旱涝保收”的宜居环境。
▲云南昆明松华坝水源保护区。松华大坝由赛典赤·赡思丁修筑。（图片来源：昆明日报）
为恢复农业生产，赛典赤首先清查“漏籍户”和“隐户”，使因战乱被迫依附贵族的农民重获自由。随后按户籍丈量土地，重新分配给农民。
组织军民屯田也是他的重要政策之一，屯田不仅开垦荒地，更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使少数民族农奴摆脱封建领主束缚，纳入国家田赋管理制度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赛典赤在世时屯田规模已近14万亩。
同时，他将租税由原来的二分之一减为四分之一，每亩仅输米二斗，还允许用牛马、白银折抵远地租税，使民众大悦。
▲赛典赤治理云南。（图片来源：云南省博物馆）
当时的云南生活着白蛮、乌蛮、百夷、末些等众多民族，风俗习惯、生产方式、宗教信仰差异显著。赛典赤发现一些民族在交易中使用贝壳作为货币，便奏请朝廷允许保留这一传统货币制度，甚至调整赋税征收方式。
与此同时，他大力修筑驿道，以昆明为中心，修建通往四川成都、广西南宁、贵州、湖南的省外驿道，以及至缅甸、越南等的跨境驿道，沿途设置驿馆、派驻官员保护商旅安全。
这些举措使云南“墟落之间，牛马成群”，内地先进技术与边疆特色产品得以流通，形成了内地与边疆互补、各民族互利的经济格局。
▲元阳县哈尼梯田风光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）
（三）文化润疆：以教化之基熔铸认同
赛典赤虽是色目人，但对儒家文化极为推崇，他以儒家文化为纽带，构建起各民族共享的价值体系。
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冬，赛典赤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以购地，在昆明之北建起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孔庙。
据记载，这座孔庙“凡为屋五十有三楹”，礼殿居中，孔子塑像巍然南面，孟子、颜回等先贤配享两侧，还建有藏经楼、文昌阁，“雕梁画栋、气势恢弘，无愧中州”。为保障教育可持续发展，他借鉴北宋制度，购置学田作为教育经费来源。
▲昆明的忠爱坊，为纪念元代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・赡思丁而建，取“忠于君而爱于民”之意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起初因庙学初创，学生稀少，主管官员需“劝士人子弟以学”，后来每期学生增至150名，当地少数民族“虽爨僰（两个古代少数族群名）亦遣子入学”。他从四川聘请“经学之士”担任教官，教学内容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孝经》为主。
为扩大教育覆盖面，他还在城外开办社学，面向农村少数民族子弟开展童蒙教育，形成了“城内孔庙育英才、城外社学启蒙童”的多层次教育体系，使儒学在云南广泛传播。
赛典赤兴儒办学的深远意义，远超单纯的文化传播。在元朝统一云南后，儒家文化成为凝聚人心的“精神粘合剂”。通过教育，云南各族子弟得以系统学习儒家文化，了解认同大一统国家的价值理念。
▲昆明文庙一角。（图片来源：昆明文旅）
数十年间，昆明人王楫、李敬仁等五人通过会试成为进士，白族先民王惠官至云南诸路儒学提举，其才学被誉为“文沿韩柳、诗追李杜”。到元朝末年，云南当地的官吏治理水平和文治教化，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。
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，赛典赤·赡思丁病逝于云南任上，享年69岁，“葬于鄯阐（昆明）之北门”，百姓都失声痛哭。
前来悼念的交趾（元代藩属国）使臣号泣震野。忽必烈感念赛典赤的功劳，下诏云南省臣应当尽守他立下的规定，不得擅改。
因其抚治云南、开创行省、和睦各族、巩固大一统，先被追封雍国公，元成宗大德元年（1297年），朝廷为表彰其不世之功，特晋封“咸阳王”。
▲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赛典赤墓。（图片来源：作者供图）
赛典赤的治滇实践，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成功典范。他以六年之功，完成了云南从“割据动荡”到“政通人和”的历史性转变。
七百多年来，赛典赤的治滇遗产一直影响着云南的发展。这份跨越民族、跨越时空的忠义、仁爱与担当，早已融入西南大地，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、交融汇聚的生动见证。
来源：道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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